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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政府执行力感知影响的实证研究


2020-02-26

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

对政府执行力感知影响的实证研究

向宁 韦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宗教以其特有的线上线下传播方式和渠道,既有对传统的回归,也发展出众多具有互联网时代特征的新气象。互联网宗教研究重要性愈发凸显、研究主题渐趋多元。互联网宗教研究亟需全方位开展,相关研究涵括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宗教新形态、宗教传播及新媒体平台研究、大数据+宗教、人工智能+宗教、互联网舆情新版图及宗教信众新特性的探讨、舆情演化规律和机制的研究、互联网舆情指标体系的构建、互联网宗教舆情事件年度报告等。宗教工作法治化在当前的一个突出任务就是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互联网宗教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是如何的;在既往发生过的公共事件中,宗教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思路和行动,产生了何种影响;政府在参与解决相关宗教问题时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效果,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考察,也未曾通过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

一、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的基本概况

2013年起,面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等佛教商业化现象,社会各界依据《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权益内容,通过互联网展开了一系列“去商业化”行动,比如:抵制娱乐化戏谑佛教的商业化行为、治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现象等。国家政府也在宗教工作中明确提出“去商业化”,要求对佛教商业化问题进行治理。在中国特色宗教事务治理探索中,政界、学界、教界等多元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了佛教商业化的治理行动。

自2012年开始,国家宗教事务局会同十二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多个文件,着手治理宗教商业化问题。随后,佛教界积极配合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展开了一系列自觉抵制商业化的治理行动,以网络问政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治理佛教商业化问题的意见建议,依法依规整顿佛教商业化问题。这一去商业化行动是否有效,其效果体现在什么方面,在不同人群中有什么差异,是本文主要关心的问题。同时,广而言之,本文试图回答政府在互联网上的政策干预是否能够影响线下的一般居民,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也为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与论据。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运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佛教信仰者样本为处理组,无信仰者样本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3年以来佛教互联网去商业化行动影响政府执行力感知的效果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评估。本文还对在互联网舆情事件中扮演重要媒介角色的互联网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简称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该数据库在2010、2012、2014、2016 四年对大约 16000 户的全部家庭成员进行追踪调查,共涉及 35719 名的受访者,调查地区包括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省),本文所重点关心的被解释变量为政府执行力(问卷中变量名称为“到政府办事受到拖延或推诿”)。如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所示,“政府执行力”的数值越大,受访者所感知的政府执行力越强。如果去商业化行动提升了政府的执行力,则其回归系数将呈现出正向显著的结果。在“宗教信仰”变量中,信仰佛教则取值为1,无宗教信仰则取值为0,本文在回归中对所有变量的数值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保证数值大小不影响回归结果的数值大小及显著性。对比来看,有佛教信仰和没有任何信仰的受访者对政府干部执行力评价的均值分别为 4.25和 4.7,没有显著差别,说明本文选取的“实验组”(treatment group )—— 佛教信仰者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无宗教信仰者在政府干部执行力评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数值越大,则表明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从小学到博士);“健康状况”随数值增大表示受访者的健康状态从好到差的差异;“户籍状态”中,农业户口取值为 1,非农户口取值为 3;“婚姻状况”中,1 表示未婚,2 表示在婚;“社会地位自我评价”中,数值越大则表示自我评价越高;其他调节变量如“上网时学习的重要程度”“上网时工作的重要程度”“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关注反腐倡廉、法制新闻、社会问题的频率”,都随数值升高而表示程度越高。在人口结构上,佛教信仰者中的城市居民占 20.1%, 无信仰者中城市居民占22.4%可见佛教信仰者中的农村居民略多,但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无信仰者2%,表明佛教信仰者的两极分化情况比较明显,既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也有分布在广大农村居民。我们预计不同人群受到去商业化行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下文亦将区分受访者类型的调节变量进行实证评估。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表1-1.jpg

表1-2.jpg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 CFPS 数据库计算整理

(二)模型选取

当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或外生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中的某些人群受到了影响 , 而对另一部分人群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者相较而言影响程度很小,那么这种外生事件可以称之为“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通过比较受到事件主要影响的“处理组”人群和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对照组 ( control group) 人群,我们就可以估计该项政策或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效果。本文预期佛教去商业化对于佛教信仰者产生了主要影响,对非信仰者产生的影响远弱于佛教信仰者,该去商业化行动的事件背景符合于准自然实验中广泛运用的政策评估模型“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模型设定需要。本文以 2013年左右开始的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法对其作用于政府执行力上的效果和影响机制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公式1.jpg

其中,i是受访者的编码,p表示受访者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t表示该调查的开展年份。被解释变量y则是受访者对政府执行力的主观评价。Treat是识别“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虚拟变量,当其取值为1时表示实验组,即受访者在2012年是佛教信仰者,取值为0则表示“对照组”即无信仰者。Post为“该时间段是否为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发生之后”的代理变量。为了避免佛教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之间的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本文控制了受访者的个体固定效应mi。此外,本文还对省—年固定效应npt进行了控制,以规避其他不可观测的省级层面的宏观政策因素以及省份之间的时间趋势差异对实证评估结果的干扰。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是双重差分交互项的变量系数β。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去商业化政策及行动的开展对政府执行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首先,第(1)列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得出来的影响系数为0.128,相较于均值4.318提高了将近3 %,该估计结果在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去商业化行动影响下,佛教信仰者相较于无信仰者显著感知到政府执行力的提升。第(2)列在第一列基础上增加控制了省—年固定效应,在控制了其他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该估计系数略微下降,但仍然显著为正;第(3)列在第(2)列基础上,对进入回归的样本要求更为严格,即在去商业化行动发生前后都进行了跟踪调查的受访者方能作为考察样本,以避免政策前样本缺失而导致前后差分项缺失,使估计结果丧失准确性,我们仍然能观察到该结论的成立。第(4)列在第(2)列基础上控制了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户籍状态、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几类个体特征变量,以检验该影响是否由此类个体因素差异带来的,回归结果否定了这一猜测,该系数为0.12并仍然显著为正。最后第(4)列基础上,将样本控制在了政策前后都受到调查的个体然而回归系数仍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去商业化行动对于政府执行力感知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表 2 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

表2.jpg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表示置信水平为 1% 下显著,**为 5%下显著,***为10% 下显著,下同。

(二)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机制

为了考察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政府执行力感知的影响机制,本文进一步运用“三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 对不同特征群体关于政府执行力的评价进行了考察,以检验去商业化行动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及其传导机制,该模型的设定如下: 

公式2.jpg

在模型(2)中,Groupi 为不同群体的特征变量,包括不同人群对于互联网在生活中使用频率差异、对不同话题关注度的差异、个体特征差异等。三重差分的交互项系数δ估计的则是这一行动在不同人群上的影响效果。

如表 3 回归结果所示,佛教信仰者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社会发展现状的关切度越高, 越能够积极配合政府进行违法事件处理和解决,线上线下互动,提升了政府的执政效率。

第(1)列中三重差分的系数为 0.044,且在10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上网工作频率越高的群体中佛教信仰者相较于无宗教信仰者更为明显地感知到政府在处理佛教商业化相关事件中执行力的提高。

第(2)—(3)列中,三重差分系数分别为0.053 和0.540,且为正显著,表明对于互联网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渠道重要性评价越高的佛教信仰者相对于无信仰者在去商业化事件中更切实地感受到了政府执行力的提高。

此外,第(4)—(6)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关注法制新闻、反腐倡廉新闻和社会问题类新闻更频繁的群体中,佛教信仰者也相较于无信仰者显著地感知到了政府在处理佛教商业化舆情事件中效率的提升。

除了以上互联网实用度和社会时政关注度作为不同人群的划分标准之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健康状况的人群对于政府处理佛教商业化舆情事件执行力的认知状况。第(7)列回归结果表明,身体健康状态越欠佳的佛教信仰者相较于无信仰的人群,其对政府执行力的感知提高越发明显,这意味着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对佛教信仰者中的弱势群体起到了帮扶作用。

以上回归中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省—年固定效应,并保证了样本在行动开展前后均有观测值,以保证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3.jpg

四、结论

本文使用 2010 — 2016 年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持续调查的个体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于政府执行力的影响。本文发现,政府和公民通过互联网构建的沟通渠道,有效地提升了信教公民对政府执政效率和执政能力的感知评价;其中,去商业化行动对互联网使用及社会发展现状的关切度越高、把互联网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渠道重要性评价越高、关注法制新闻、反腐倡廉新闻和社会问题类新闻更频繁、身体健康状态越欠佳的佛教信仰者的影响幅度更为显著。这表明互联网宗教不单纯只是网上的宗教,其实为线下的宗教的公共事务在网上的迁移和互动,线上的互动实际已经对线下政府干预和解决佛教商业化问题的举措起到了实质的推动效应。本文为互联网宗教的线上线下传播和机理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①郑筱筠:《全方位开展互联网宗教研究》,《中国宗教》,2016年第7期。

韦欣,向宁:《道术之衡 < 道德经 > 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启示》,《中国宗教》,2019年第10期。

向宁:《佛教互联网舆情观点演化机制的行动者中心模型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5期。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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