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概况

    一、中国的宗教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宗教教职人员36万余人,宗教团体55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100余所。
    ——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据统计,中国有佛教寺院3.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9000余座,乾道、坤道5万余人。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所信仰。这些少数民族总人口约2100多万,现有清真寺3.5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5万余人。
    ——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550多万人,教职人员约7000多人,教堂、会所约6000处。
    ——基督教(新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2305万人,教牧传道人员3.7万余人,教堂2.5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3万余处。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中国各宗教团体自主地办理教务,并根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在国民教育中,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部分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各宗教组织开办的宗教院校中,根据各教需要进行宗教专业教育。宗教教职人员履行的正常教务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中国各级政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中,也为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出了巨大努力,平反了宗教界人士蒙受的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每年恢复、新建教堂约600所;到2011年底,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达5800多万册,并受到多种免税优惠;从1958年至今,中国天主教已先后自选自圣主教近200位。近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培养、祝圣的年轻神甫有900多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督教的“作光作盐”、“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
    在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未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团结和睦。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更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宗旨,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包括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明确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应省级以上宗教团体的邀请讲经、讲道,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可的场所举行外国人参加的宗教活动,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可以携带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进入中国国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或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提出:“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无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这决定了各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把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完整意义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
    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因此,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宗教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倡导宗教要与之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邪教组织的为首分子或歪曲宗教教义,制造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或利用迷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此深恶痛绝。中国司法机关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正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法律尊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国没有人因为信仰宗教被惩处。当今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类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行政保障和监督 
    在司法保障方面,中国对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近年来,中国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了若干起违反国家有关法律、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案件,对责任者予以惩处。
    在行政保障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不干涉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
    《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合法权益均做了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信教公民在政治权利、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社会经济待遇、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与其他公民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不受任何歧视。信教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遵守本宗教规定的生活习俗和禁忌的自由。遇有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有权向政府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行政和法律保护。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委员。他们代表宗教界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参与国家大事和社会重要问题的讨论,并就政府涉及宗教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批评或议案、提案。
    四、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的支持
    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中,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
    ——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抗战胜利后,一些西方传教士煽动宗教徒仇视人民革命,甚至组织武装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数次发出“通谕”,煽动教徒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中国籍神职、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处于无权地位。20世纪40年代,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余人。
    中国基督教界早有人提出摆脱外国教士控制的主张,并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自立组织的活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教会真正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是根本不可能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提供了历史条件。1950年7月,吴耀宗等40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尔后的三四年间,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基督徒达4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三自”道路。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主张割断与帝国主义者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一宣言得到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响应。尽管梵蒂冈一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治行动,中国天主教仍在1957年、1958年先后将选出的一名代理主教和两名主教报梵蒂冈。然而,梵蒂冈竟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天主教徒的感情,中国天主教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信仰上,中国天主教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是一致的;在教会管理上,一切内部事务均由中国天主教教会自主决定。
    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也使教会和宗教活动有了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总数是1949年的30多倍。中国天主教97个教区,均由中国主教或教区长主持教会工作。
    中国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同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进行交往和联系。对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主权,尊重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事业的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教会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1991年2月,中国基督教协会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中国天主教还先后派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宗教与和平’国际会议”和“世界天主教青年大会”等一些国际宗教会议。近年来,中国教会向国外选派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并聘请外国教师和学者到国内的神学院校讲学。中国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国际友好交往也日益扩大。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改善同梵蒂冈的关系。但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二,梵蒂冈不得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只有在国家关系改善后才能谈宗教问题。无论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是否改善,中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天主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和自选自圣主教。
    五、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执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风俗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政府在致力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进步,提高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特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对各民族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进行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维修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寺庙和宗教设施。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藏族多数群众信奉藏语系佛教。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西藏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落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财政先后安排7亿多元,用于维修、修复著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桑耶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各教派的重点寺庙。国家还专门拨款,支持佛教界整理出版了藏文《大藏经》等重要藏语系佛教典籍,还支持佛教界在北京和拉萨分别开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西藏佛学院。
    目前,西藏有1700多处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4.6万多人。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以上。西藏处处可见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到处悬挂着经幡,堆积着刻有佛教经文的麻尼堆。一年一度的雪顿节中的宗教活动及传统的马年转冈仁波钦、羊年转纳木错湖等宗教活动,都得以正常进行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尊重。
    活佛转世是藏语系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中国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藏传佛教活佛的传承继位也做了明确规定,以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藏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得到了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鉴于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大活佛在西藏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明代、清代逐步将活佛转世纳入了中央政府管理和国有典章法制范围内。1792年,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对呼图克图以上大活佛实行“金瓶掣签”,之后形成历史定制,并固定为藏语系佛教的宗教仪轨。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转世灵童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方能正式继位。少数情况特殊者也需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方可免予掣签。“金瓶掣签”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在宗教上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从1792年至本世纪,在藏语系佛教大活佛转世系统中,有70多位转世灵童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后报中央政府批准的。因此,大活佛转世经由中央政府批准,是藏语系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维护藏语系佛教正常秩序的关键。
    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对穆斯林的朝觐,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各种服务,受到穆斯林的称赞。2007年以来,每年有组织朝觐人数都在万人以上,2011年达到1.37万余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有11.3万多人。在新疆,现有清真寺达2.43万多座,宗教教职人员2.9万人,满足了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中国政府也十分尊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丧葬仪式,制定生产清真食品的法规,开辟穆斯林公墓。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了有关出版物严重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案件,维护了穆斯林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分裂国家、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民族分裂主义,坚决反对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保护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
    中国政府尊重国际社会在宗教信仰领域公认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并通过各国的国内法律来实施。中国政府反对在宗教领域搞对抗,反对利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
    事实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维护人权包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1994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
    国家在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依法打击和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中国佛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
    

    佛教是我国现有五大宗教中历史比较悠久,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宗教。在我国有2000余年的历史。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其成熟和发展是在中国完成的,它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的中国佛教是传统的中国佛教的继承和延续,并随着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去世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2010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传印长老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佛教在我国分为三大语系:
    汉语系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创立后的数百年间,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等派别。随着印度教的兴盛和伊斯兰教的扩张,佛教在印度衰落,从印度次大陆扩展向外传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历史上有“伊存授经”、“永平求法”等说法。“伊存授经”是西域来的外交官应邀向西汉末年的上层社会传授佛经。“永平求法”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员西行求法。从东汉经过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寺院林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足见当时佛教的盛况。隋唐时期,佛学成熟,信徒日众,宗派林立,中外交流频繁,佛教步入鼎盛。宋元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已从冲突走向融合,儒、释、道合一渐成潮流。纵观历史,佛教从印度向外传播,最后分为两路:南传东南亚,北传中国及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经两汉、两晋隋唐,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一种宗教,佛教中心逐渐转移到中国。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矛盾和磨合的过程,唐代以前基本上是佛教传播和发展阶段,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佛教总的趋势是衰微和融合进民间信仰以及与儒、道相调合。经过2000年的发展,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汉语系佛教有寺院万余座,僧尼50000余人,还有众多在家居士。 
    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在几乎同一时期内,分别由我国内地和印度两路传入,既有我国内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施加的影响,后在青藏高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时期与本土苯教的斗争和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为适应当地社会历史条件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宗教(即藏传佛教),形成了宁玛派(俗称红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等教派。继而扩展到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到公元18世纪达到极盛时期。传播的地区包括今西藏全境,四川、云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青海大部分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的蒙古族地区,还有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羌、锡伯、怒、纳西等少数民族。目前藏传佛教有寺庙3000余座,僧尼14万人,活佛近2000名。
    南传上座部佛教: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上座部佛教又称“巴利语系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经长期与地方传统宗教的协调,于16世纪兴盛起来。现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地区。普遍信奉此教的民族有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及部分布朗族、佤族。历史上,上座部佛教分别从缅甸和泰国传入,分为缅、泰两大派。现两派之间的界限已不明显。解放前各教派间矛盾较深,几乎不往来。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教派间的关系逐渐改善。目前信教群众130多万。共有寺庙1700多座,比丘2000多人,沙弥近6000人。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形成于公元2世纪,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道教内容包罗万象,它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的基础上,以黄老思想为理论依据,承袭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而逐渐形成的。道教奉老子为教祖,把《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以“道”为最根本的信仰,一切教理教义都是由此而衍化产生。道教认为“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一切的开始。与道并提的是“德”,即道之在我者就是德,“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现。所以道教规定信徒要“修道养德”,追求与道合一,与自然、社会和谐。因此,道和德就是道教的核心和基本的教义。
    道教一般都以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创教人张道陵为中国道教的创立者,称他为“张天师”。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洪景等人努力和改革,道教成为与佛教并列的中国正统宗教之一。
    南北朝以后,五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重视儒释道三教,只是各个皇帝对每个教的喜爱、信奉程度有差异,有的更重视佛教,有的更重视道教。在尊奉的同时,统治者也加强了对佛道二教的控制。
    唐宋时期,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多种流派,元以后逐步形成全真派和正一派两大流派。明代道教走向衰落,对统治阶级的影响远逊于唐宋时期。
    到了清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对道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方针,道教更加衰落,活动主要在民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道教亦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思想的冲击。道教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宗教知识缺乏。道教组织松散,各地联系和团结不够紧密。但仍有一批道士潜心修炼,著书立说,课徒传戒,使道教法脉得以延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道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利用,废除了教内长期存在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成立爱国爱教的团体。宫观内实行民主管理,弃止了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一些规戒习俗。经过民主改革,中国道教徒加强了联系和团结,在沈阳太清官方丈岳崇岱道长的倡仪和政府的支持之下,1957年4月于北京召开了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由岳崇岱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2010年6月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任法融道长为新一届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道教徒活动的宗教场所,统称为宫观。道教有全真宫观与正一道宫观之分,全真派的道士出家,在宫观内过丛林生活,不食荤,重内丹修炼,不尚符箓,主张“性命双修”,以修真养性为正道;正一派道士一般有家室,不忌荤,以行符箓为主要特征(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目前,道教宫观共9000余座,被列为道教全国重点宫观有21处,乾道、坤道5万余人。
    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浪漫主义色彩和自然主义审美观念的形成,影响尤深;道教的俗神崇拜活动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娱乐水乳交融,息息相关;道教的服药炼丹方术,对中国古代化学和药物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道教信仰目前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仍很普遍,那里信徒众多、宫观林立,同时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也都有当地华侨建立的道教宫观。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 

  
    伊斯兰教最初是阿拉伯人的宗教,诞生于7世纪初叶的阿拉伯半岛中西部商业重镇麦加,其后仅短短数十年时间,阿拉伯人便在新的宗教旗帜下迅速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且向外扩张,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使伊斯兰教变为世界性宗教。经历了1300多年的发展,现今伊斯兰教已传播至世界五大洲,拥有信众15亿人左右,占世界总人口的1/5左右,并有40多个国家奉其为国教,特别是在亚非许多国家中,伊斯兰教对社会政治和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发展起来。
    元代开始,伊斯兰教成为与其他宗教并行的独立宗教信仰,它的基础是元代形成的统称“回回”的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即回回民族、撒拉族、东乡族,此外就是新疆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由蒙古、回、汉、藏等民族混血形成的保安族,在17世纪时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元代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有穆斯林居住区,这时的穆斯林已不是唐宋时的“化外之民”,而是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国穆斯林。此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而发展。
    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最早是在10世纪初时中国五代时期,传播活动与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关系密切,维吾尔族在古代称为“回纥”或“回鹘”,是突厥人游牧部落的一支,后建立汗国,接受伊斯兰教,并以武力加以推行,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战胜了于阗一带的佛教势力,在南疆确立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中国主要是逊尼派。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保安等少数民族2100多万人口中,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大多数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河南、青海、云南、山东等省,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有分布。
    1953年5月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包尔汉为主任。2011年9月15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广元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得到了充分尊重,社会地位真正获得了平等。中国伊斯兰教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2001年4月23日,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和任务是: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依据伊斯兰教经典,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穆斯林中宣传伊斯兰正道,对当代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解释,编写讲经范本,提高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水平,规范讲经内容,反对利用伊斯兰教搞极端主义,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前,全国有伊斯兰教经学院共10所。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  

    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罗马天主教。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新教、东正教、天主教统称基督教。在中国,基督教一般只指新教,不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由于新教在我国称基督教(俗称耶稣教〕,基督教一词遂产生了两种涵义:一是指世界性公认的基督教各派总称;二是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天主”一词是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后,借用中国原有名称对所信之神的译称,故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
    传说,基督教是由耶稣在巴勒斯坦创立的。早期基督教曾受到罗马皇帝的残酷迫害和镇压。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米兰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可与所有其它宗教同享自由,不受歧视。从此基督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
    1054年,东西两派基督教会分裂。东派教会自称正教,西派教会自称公教。大主教会及其教皇制,作为独特的单一教会和体制,至此乃正式确立。
    中世纪时,天主教是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天主教在欧洲部分国家丧失统治地位。为了对抗宗教的改革运动,维护自身的统一和权威,天主教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史称反宗教改革。
    18世纪,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和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对罗马教廷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1809年拿破仑将教皇国并入法国版图。1929年,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签订拉托兰条约,教皇拥有独立的梵蒂冈城国的主权方被正式承认。
    196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会议强调天主教要跟上时代,在教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主张与天主教以外的基督教各派以及其它宗教和不信宗教的人们对话。会议之后,天主教在神学上打破了以往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使神学出现了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现象。
    现在,全世界天主教有总主教区130个,教区628个,监牧区和代牧区129个,共有教徒10亿左右,占全球人口的17.5%。现任教皇为德国人本笃十六世,于2005年4月就任,是第265任教皇。
    天主教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13世纪再度传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
    16世纪,天主教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再度传入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传教士也陆续进入中国,天主教又发展起来。传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受他们本国政府的保护,到处设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用各种方法传播,发展天主教。   
    从1840年到1949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主教在中国虽然有了300万教徒,但教会领导权却一直在外国主教手里,中国天主教成了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站在与新生人民政权对立的错误立场上,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人民政府合作,不准中国教徒参加人民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些行径激起了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的极大愤慨和有力抵制,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三自革新主张,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天主教界人士的广泛响应,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957年6月—8月,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1962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通过了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会从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会议选举皮潄石总主教为第一任爱国会主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天主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呈现出勃勃生机。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正式成立,选举张家树为主教团团长。2010年12月,中国天主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房兴耀主教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马英林主教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时至今日,中国天主教有97个教区,有60多位主教,2000余位神甫,5000余位修女。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祝圣的年轻神甫就有1500余位;有550多万教友;开放大小教堂、会所约6000处,开办大小神哲学院8所。中国天主教每年约有5万余人领洗。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巴勒斯坦地区。公元一○五四年,基督教东、西部教会发生分裂,形成西部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东部的正教(东正教)。
    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即在整个德国形成燎原之势,在瑞士,茨温利和加尔文等的改革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到16世纪中叶,新教的三大主要宗派,即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和作为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欧洲出现,井同罗马天主教相抗衡。此后,新教有了很大的发展,18世纪以后,在三个主要宗教中不断分化出许多宗派,与此同时,神学思想也在不断发展。
    新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基督教新教(以下称基督教)传入中国大陆的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特权,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从东南地区少数口岸向我内地、边境发展,在华活动的外国差会有130多个。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外国差会控制,基督教在中国被称为“洋教”,1949年仅有信徒70万左右。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40位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会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了“联合礼拜”。从此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基督教的宗派组织在我国不复存在。
    “文革”时期,中国基督教一度中止活动。1980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三自爱国运动,开始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新探索。会议选举丁光训为主席。1996年基督教第六次全国会议,将这一时期的探索总结为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自治要自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一个好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民”的号召。
    随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过去外国传教士传下来的一些神学思想,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相适应,产生矛盾和冲突。在丁光训主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积极探索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委员会,作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8年1月,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傅先伟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高峰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目前,据基督教全国“两会”统计,我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达2305万,教堂及活动点总数超过5万个,有近4000名牧师、3.7万名教职人员和近15万名义工。全国有20所神学院、圣经学校,其中金陵协和神学院为全国性的神学院。共出版发行5800多万册圣经。